赵辉 北京大学一级教授 口述华泰国际
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王一理 整理 雷远东 摄影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我觉得今天的气氛特别好，不像一般的报告厅或者会场，把我们的距离拉开了，这个更像聊天的形式。我们利用今天下午的机会，跟大家一起聊聊古国时代，也就是中国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阶段，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为什么这么说？有一种说法，在人类历史上有三个最重要的事件，或者最重要的进步。
赵辉
一是农业起源。过去为了突出它的重要性，把它叫做农业革命。现在看来，这个革命的时间太长，不是一朝一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有了生产经济，人类社会才能发展，所以是最重大的事件。二是国家的产生。国家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有了城市，所以也被叫做城市革命。有了国家，人们一方面开始了在国家这种组织框架里的活动，另一方面，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和另外的国家、另外的文明之间各种各样的关系。今天的人类社会政治，如国家内部的经济、民生、法制，外部的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等等，都是从这儿开始的。再有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历史开始进入我们称之为的现代。
我们今天所谈的是中国这块地方内最早的文明的问题。这里面有我个人的看法，也包括很多集体研究成果、他人研究成果。我曾经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负责过很长时间，集思广益，把它们吸收进来，再形成我自己的体系性看法。当然，这还是非常初步的。
何谓“古国”
今天的问题很大，可以分成三个小问题来谈。一，既然叫古国时代，那么何谓古国？二，古国的发生和演变。三，从古国时代演进到夏商周三代的王朝，或者王国时期。
首先，古国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许多考古或者历史学的大先生们都用过古国这个词。比如苏秉琦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提出来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说法。他的这个说法得到学术界普遍赞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大概在第3期的时候，就正式把中国的史前历史划分出了一个古国的时代，用来区别于以后的夏商周三代的王朝时代。
探源工程最初把中国古国时代分为了两期：早期和晚期。早期年代公元前3300～公元前2300年，一千年的时间；晚期是公元前2300～公元前1800年。公元前1800年以后中原地区出现了二里头文化，学术界一般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夏王朝的都城，从此中国历史进入新的阶段。
但随着进一步的研究和田野考古不断提供新的材料的支撑，我们发现早期的前面还有一个阶段，也即公元前3800～公元前3300年这五百年，也应当将它放到古国时代里。既然已经有了古国时代早期和晚期的称谓，我把前面的五百年叫作古国时代的初期，这是我们现在对古国时代的分期。
古国时代这个词虽然为考古学家普遍使用，但是究其来源，它是借用了先秦文献的说法。先秦诸子在追述上古时，都讲当时是“天下万国”，有时也讲“天下万邦”，在《诗经》里，“国”和“邦”有时并用。后人解释“大者为邦，小者为国”。除了大小，两者的区别似乎不大。我们今天用“国”，而少用“邦”，无非是个习惯问题，不是原则问题。
但是，我们讲的是公元前1800年以前的事情，对于春秋战国的人来说，也是一千好几百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代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记忆，不是当代史。那么，问题来了，先秦人们的记忆是否可靠可信？这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发现，夏商周三代的王朝时代，中央政权的实力还是有限的。以西周为例，周“天子所居曰王畿”，这是中央王朝直接辖制的地区。它的范围“方千里”，这个千里不是实数，实际上没那么大。对王畿以外的外围地区，周天子把自己的亲戚、功臣分封到那里，建立诸侯国，通过诸侯国，间接控制那些地区。但是还不够，于是又把夏人的后裔封在陈，把商人的后裔封在管、宋等。这些分封的诸侯国之外还有众多土著小国，如武王翦商的军队除了周人，还有八个国家的军队，是九国联军。可见直到西周，王畿之外还是列国林立的局面。即便到了东周，当时或许还有不少古国的孑遗。所以，我们相信先秦文献所谓的邦、国不是向壁虚构，是有根据的。如此，我们就有理由通过先秦人们对国的描述，在某种程度上揣测更早的上古时期国的大概样子了。
从字形上来看，“国”字最初是没有方框的，写作或者的“或”，“或”这个字由口和戈两个字组成，也即由人口和武备组成的集体，后来或字外边加了一个方框，意味着这个集体有边界、疆域，这就是“国”的基本涵义。
古人又说，“古者城墉所在曰國”。就说称之为“国”的范围里面有个城。
第三，每个“国”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这也许是因为各自立国的人群不同，因此各有自己的风俗制度。西周初年封建周公的儿子伯禽（周公旦长子，周文王姬昌之孙）到鲁。他比较死心眼，照搬周人全套繁文缛节，把鲁地旧俗完全改革掉了。封姜太公到齐，他的策略是尽量顺从当地的习俗，把周的礼仪能简就简。周公知道了，对自己儿子不懂变通很是担忧。可见，当时不同的国家各有自己的习俗、礼仪、制度，并不是千篇一律，上古更当如是。
最后，从西周的封建制度可以推测出上古国的规模都不大。西周最大的诸侯国，也就是今天中原地区的一个县的范围大小，10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今天中原地区一个中等面积的县的大小。这是分封最大的国家，当然还有更小的国家，在一个县里面可能有两三个、三四个。所以，上古古国是小国寡民。
以上是从文献里面可以窥探出上古时期古国的情况。所以，在尚未出现中央王朝的夏商之前，确实存在过一个天下万国的时期。国是那个时期基本的政治单位。
接着我们要看看考古上面是不是也有这种现象？如果有，就能确定上述古国和古国时代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这是一张山东地区公元前2300～公元前1800年城址分布图。从图上可以看到目前考古发现了10余座山东龙山文化的城址，它们环绕泰沂山系分布，大概间距四五十公里一座。城址附近，遗址也即村落众多，离城址越远，村落就越稀疏。从这种分布形式上看，城址俨然是这样一座聚落群的中心，或者反过来说，这是以城址为中心的一个集体。这就很像文献中所说的古国和列国林立的情形。通过下面的图示可知，类似的情形在河南、山西、陕西、江浙、四川和两湖地区都有发现，所以，的确是一种天下万国的态势。
前古国时代
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合节，三代王朝之前存在过一个古国时代是没问题的。接着的问题是，古国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古国时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得从更早时期说起。
在距今1万多年前，考古发现中国的北方和南方不约而同出现了农业。北方是种植粟黍也即小米黏黄米的旱作农业，南方是水稻农业。这个农业文化区的范围极大，南抵南岭北麓，北面到了西辽河流域。我粗粗地算了一下，这个范围大概有250万～300万平方公里之大。如此大的农业文化区，这在全世界范围里面也是仅有的。埃及文明的地域也就是10万平方公里，两河流域文明的地域范围了不起有四五十万平方公里。250多万平方公里的农业文化区，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大家知道，农业是一个安土重迁的文化。人们一旦在哪儿开展农业，就会尽量在那里长期住下去，除非地力不行或灾害等原因不得已搬迁，这和靠着采集、狩猎取食，为了追逐资源不得不频繁搬迁的生活形态完全不同。当然，250万平方公里内不是每个地点都适合农业。人们主要选择那些平坦开阔、有足够垦殖的土地，附近有水源又能避开水患的地段里建立村落，定居下来。这样的地段，譬如沿河阶地、盆地边缘等的上面，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若干村落组成的一群，考古上叫做聚落群。一条河流有一群，也许上中下游各有一群。同样的景观在其他河流两岸也大同小异。图示是关中地区渭河流域遗址的分布。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遗址就是沿河分布的，沿河形成了一串一串的群落。总之这时候的聚落群的形成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那么，一个群落内一座村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图片显示的是著名的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姜寨的主要遗存为仰韶文化早期，年代上限大约在公元前4500年。这个村落由一圈人工开挖的壕沟围起来，村落平面大略呈圆形，整个的面积不大，约5万平方米。村落中心有一个广场，围绕广场有几组房子华泰国际，每一组房子里面有一个大房子，好像是家长，其余是中小型的房子，可能分属大小不等的家庭。学术界普遍认为一组房子代表了一个血缘集体，至于是个大家族还是一个氏族，有不同意见。我觉得是个大家族的可能性较大。姜寨村落这样的房子分五组，也即整个村落是由五个血缘集体组成的一个大集体，如果是五个血缘家族的联合，则整个村落很可能就是一个氏族，总之是一个血缘单位。那么，不同的村落，就可以看成不同的氏族。
尽管房子有大小，但里面发现的遗物差不太多，主要是日常生活生产的陶器、石器和骨角蚌器之类，质量上看不出明显的高低差别。村落外围还有大片的墓地，其中各墓葬的规模基本一致，随葬品也仅仅是一套日常生活用陶器。反映的姜寨村民没有明确的贫富分化，过的是一种平等平均的生活。当然，这是一种在生产力水平不高、无法提供剩余产品的情况下的不得已的平等平均。
但是，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注意到，姜寨村落有村落级别的社会、经济活动，如共同营造环濠，广场上的牲畜圈栏应当是村落集体财产，此外整个村落成员公用一座烧制陶器的窑场等等。每组房子附近都有储藏窖穴，意味着每个家族各有自己的财产，至于每座房子里的家庭，他们的粮食应当从家族掌握的窖穴中分配而来，但房子里面的器皿工具应当属自己所有。也就是说，姜寨村落的经济生活不是简单的公有制或原始共产主义，而是实行一套多级所有制。这就意味着日后所有社会矛盾的坯胎已经在孕育之中了。只是现实的社会生产力还没有达到提供更多剩余产品的程度，贫富分化等社会矛盾也就还没有暴发出来。
姜寨村落是个典型代表。当时各村落内部情况大致如此，村落之间无论在规模大小、结构形式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上，也都看不出明显的差别。这便是公元前4000多年中国各地的情形。
古国时代初期
一万年前开始出现的农业经过缓慢发展，到距今4000年左右，无论北方的农业还是南方的农业，终于发展成为成熟的生产体系。成为农业文化区里人们的主要生活生产方式。农业经济发展起来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人口增殖。虽然我们很难计算出当时的绝对人口数量，但还是可以从遗址的数量、密度、规模，间接看到社会总人口的增加。
图示是山东地区自公元前5000多年以来的北辛文化，经大汶口文化的早期、中期和晚期，我们看遗址的数量是稳步增加的，到了公元前2300～公元前1800年间的龙山文化阶段，遗址的分布显然密密麻麻了。
人口增加势必带来人际关系的复杂化。一个小规模的集体里，各种矛盾都可以协商解决。但若为一个几百上几千人的大集体，很多场合就需要权威，需要某种强制手段来处理问题了。于是，社会开始向复杂化发展了。再有，随着农业经济发展，为社会提供了剩余产品，这就使得部分人多吃多占成为可能。前面说到的那种隐藏在多级所制里的社会贫富分化的矛盾胚芽，这时就有了发展暴露出来的物质基础。而在人群之间，随人群规模扩大，彼此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于是，原本平等平均的社会将发生全面且深刻的变化。
考古所见这些变化集中发生在公元前3800年前后。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各地农业社会加速度地向复杂化方向发展了，具体地说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一些自然群落里，村落之间发生了显著分化，出现了一个我们称之为“中心聚落”的大型聚落。这些中心聚落的规模远大于三五万平方米的普通村落，达数十乃至上百万平方米。很明显的，这意味着在原本的自然落群里面前所未有地出现一个首领聚落，村落之间它把原属自然状态的聚落群团结成一个整体，同时也意味着聚落群内各血缘集体之间出现了不平等的关系。第二个变化发生在聚落内部，出现了专业手工业者的社会分工以及社会成员的贫富分化、阶层分化，这些现象在中心聚落里表现得尤为集中和突出。
以下是几个帮助我们理解的考古事例。
紧邻陕西的河南灵宝，南边是秦岭，北面是黄河，山河之间有一块叫做铸鼎塬的黄土台地，东西长、南北窄，发源于秦岭的小河自南而北注入黄河，稍大的有五条。每条河都发现一串遗址，其中各有一座规模特别大的遗址，其中的北阳坪面积70多万平方米，西坡遗址40多万平方米，俨然是各自聚落群的首领。这种情况在中国其他地方都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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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能发现这个时期，村落之间的竞争比较激烈。郑州大河村遗址有一条很大的壕沟，围绕的面积约60万平方米，遗址中心有一座小城，也有城壕。附近的西山遗址早年说是3.5万平方米，其实不止，大概有十几二十万。两个遗址应当共存过一段时间，都有城，意味着一个群落里面村落彼此关系非常紧张，可见村落之间的竞争激烈，古国的产生源自聚落群内部的竞争，以及出现了服务于竞争目的的各种政治活动，这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
我们知道，国家的本质是有一个绝对的权威和权力，绝对到对内对外能够生杀予夺的程度。那么，这个时期社会权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
仰韶中期的灵宝西坡遗址和仰韶早期姜寨遗址相比面积大了十多倍，中心广场上出现了四座大房子。而在早期姜寨遗址上，中心广场上别无长物，大小房子成组地环绕广场分布。如果大房子是某种公共权力之所在，那么，在仰韶早期，它是和所属家族之类的集体混居在一起的，到了仰韶中期，我们看到，它已经集中到广场中央了，表明家族权力某种程度地脱离了原来的家族，几个家族权力结成了位于村落集体之上的村落权力。同时我们也能体会到，这个时期的公共权力还是四个家族权力协商的形式，是一个协商的政治，还没有达到唯我独尊的绝对程度。
再一个例子是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这个遗址有两重环濠，现有面积140万平方米，相当大。遗址上有大面积的小型房子居住区，在中央部分则有一块80米×40米的红烧土堆起来的台基，上面则坐落着比较考究的大型建筑。北部两条环濠之间有一片墓地。墓地里的墓葬大小有别，随葬品多寡不一，差别悬殊，大中小型墓葬大致有各自的区域，但同处一座墓地之中。南边一排大墓无论规模还是随葬品之丰富，显示其墓主人都是凌家滩最大权贵，但仍处在同一片公共墓地之内，说明这些权贵尚没有完全凌驾在集体之上。所以，西坡、凌家滩等无疑是聚落群的领袖，是古国的中心。但作为一个政体，它们都还没有发展到我们称之为“国家”的程度。
小结一下，古国时代的初期是古国出现的时期。古国的出现，使得所有社会生活被纳入一个更大的集体以及集体之间，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政治内容，这些都是中国史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从这个角度，可以把中国新石器时代，或者上古时代划分出两大阶段。
古国时代早期
到了公元前3300年，史前社会的复杂化有了新的发展。这个时期资料最完整的是良渚文化。通过良渚文化以及参考其他地方情况，我们发现，第一，在一个社会集体内部，如古国内部，社会成员的分化有了进一步发展；第二，原来局限在或者仅限于聚落群内部的政治活动在这时候完成了，至少是在有些地方完成了，它已经把周围的村落结结实实地整合到一起，整合成一个整体。而接着强势古国把整合推广多聚落群之间，或者是国与国之间。在这个过程中，像良渚文化这样的先行文化在社会文明化进程上出现了可以称之为“国家”的新的政体。
在这里，我们先明确一下文明和国家这两个概念的关系。这是两个在文宣、讲座等科普场合甚至是学术文章中都经常混淆的概念。“国家”的本质前面已经说过，不再重复。总之，国家是现代政治学上的概念，古国则是历史上的一种人类组织，它是否已经进化发展到国家的程度，是需要讨论的，也是本节的内容之一。和“国家”有关的说法是“文明”，但文明的涵义要宽泛得多。小到形容一个人的行为举止是否文明，大到指代人类社会产生以来所有成就的总和，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等等，人类所有成就文明。但文明还有一个特定的涵义。美国人类学者摩尔根把人类社会发展分成三个阶段，按顺序分别是蒙昧的、野蛮的和文明的时代。蒙昧时代指人类早期未开化的阶段，野蛮时代也叫英雄时代、部落联盟阶段等，现在流行的说法是酋邦社会。人类社会进一步的发展是文明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是产生了国家。摩尔根的观点后来被恩格斯接受，写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成为经典理论。于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文明和国家是同义词。这个用法常见于历史学研究中，如若有人说我是研究古代文明的，那他多半在介绍自己是做埃及、苏美尔等早期国家的。同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探的是中国这块土地上国家的起源。但是在很多场合，由于人们往往不十分严谨地使用这些词汇，从而引起混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以下我们以良渚为例，考察一下它的社会发展状况。
首先的一点是良渚有非常精确的社会分工。它的手工业相当程度上已经和农业分离，成为专业部门。手工业中又有陶器、玉器、漆木器、象牙、丝绸制造等多种部门。这些产业里面有高端的为贵族服务的；有低端的面向普通大众的。图示即为部分高端手工业产品。在一个手工业部门，还有进一步的工序环节上的分工。上个世纪大约是九几年，我曾在良渚参观过一个现代玉器作坊，里面分开料、做粗坯、精坯、雕刻、抛光等多道工序，徒弟们做粗活，最后刻花纹是作坊老板。良渚的玉器生产亦当如此。
第二，良渚文化的前身是崧泽文化，后者的凌家滩已经有明确的社会分层现象，良渚的阶层差距更大。图示良渚文化的瑶山墓地，是专门平整了一座小山的山头，来埋葬良渚最高贵族的墓地，类似的还有反山墓地。墓葬分两排，共二十几座，根据随葬品种类判断，男性在前，女性在后。也是根据随葬品形态变化情况判断，位于中间的墓葬下葬年代最早，再在左右依次下葬，大约几代人的样子。这些墓葬随葬了大量精美的随葬品，其中一座仅随葬玉器就多达700多件组，还有漆器、象牙、丝绸等，只是腐朽掉了，无法清理出来。这些墓葬的墓主人占有大量社会财富，还手握象征军事权力的玉钺和象征宗教权力的玉琮等，是良渚社会的最高级人物，以至一些学者直呼其为良渚王。良渚当然也有普通墓地，从其中的墓葬规模、葬具以及随葬品的质量数量看，有中小贵族以及平民。整个社会阶层分明，等次有序。
第三，良渚文化最令人震撼之处是位于良渚遗址群内的良渚古城。如图示，古城建造在一片沼泽地上，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外面影影绰绰还有一圈外郭，总面积约800万平方米，规模巨大。古城的西、北还有一系列堤坝，位于山口的高坝挡住山洪，山前低坝蓄水，用意是管理水资源以及方便水路运输。各地点的测年数据显示，良渚人先建造了城内大型建筑台基，再筑坝，再建城。这套工程有几个值得注意的方面，一是它是在沼泽地里平地起建的，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规划，甚至是工程蓝图，而指定这张蓝图，需要对当地的水文、降水、地质等都有非常深入的了解。这反映了良渚人有非常高超的科学知识。第二是良渚人把这些科学知识转化成工程的能力，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良渚的土工技术之高超，与现代土坝的建造技术无异。其次是良渚人的组织能力。计算这些工程的总土方量，再估算在山地开采，运输土、石等建筑材料的用工，两者想相，我们推测这样一套工程需要一支1000人的工程队伍连续施工110年。这背后一定有非常强有力的社会权力方能起到有效组织动员和监督管理的效果。
第四，城市性质。古城内有400×600米的大型建筑台基，还有大型粮食仓储，这些和贵族和城市管理有关。在古城其他地点发现有普通市民的居住区和墓葬，而从各地点发现的遗物看，主要是与手工业生产活动相关的遗留，可见除了贵族以外主要是一些手工业者。而两支考古队经过若干年的寻找，在大城内外几乎没有发现从事农业生产的证据。综合这些现象看，古城不是一个农业村落人口自然增殖的结果，而是它的市民是组织进来的手工业生产者。古城除了是整个良渚文化政治、宗教、军事的中心，还是手工业生产中心。它的组织原则已经和现代城市无本质差别了。
第五，古城的经济。假设良渚古城有居民两万人，口粮按照1斤/天×20000×365计，则每年至少需要3600吨粮食，此外古城还有两三百吨的粮库仓储，总计年需要近4000吨粮食。因为古城不从事农业，这一庞大数量的粮食全部需要农村输入。考古已经发现了良渚时期的村落遗址，以及这个村落的人口、耕地面积，并可估算出亩产和全村扣除自己消耗后的剩余，也还知道最近两个村落之间的距离。如此就可推算出大约1500平方公里内农村的全部剩余粮食方可够古城之需。这个1500平方公里大概相当于今天一个县的大小。我们并不知道古城贵族是用什么方式获得如此之大范围内农业聚落的全部剩余产品的。但可推测不会是完全平等的交换关系。换言之，良渚古城是直接统治了这么大的地区。除了粮食之外，古城还需要山林湖沼的物产，如薪材、土石竹木等建材以及各种有用的动植物资源等。如此，良渚古城直接控制的地域范围又将翻倍。这可以视作良渚古国的疆域大小。
以上诸项，皆指向良渚是一个组织严密、管理高效、内部有一个绝对的凌驾于大众之上的权力个人及服务于他的管理机构的政体。这符合现代的国家定义的基本标准。所以，我们认为，良渚是中国这块土地上最早产生的国家！
我们还可以把良渚和两河流域的乌尔、乌鲁克，印度河流域最大的城址摩享佐·达罗等学术界公认的早期国家去比较，它们所处年代差，考古所见社会内容虽然各有特点，但本质都是存在着一个绝对权力。所以，我们提出的良渚是个国家的观点逐渐得到国内外学界的认可。
在这里还要澄清一个问题，即判断一个政体是否是个文明或国家，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习惯地以经典作家提出的文明三要素即文字、城市和冶金技术作为衡量标准。其实，类似的标准方案还有一些，如柴尔德提出了不仅有文字，有城，有冶金，还有五千人口以上的城市，城市里面有宗庙大型建筑、有远程贸易等等，总共10条。但这些都是文明或国家的物质表现。不同地区的考古材料中总结出来的标准未必一致。如果看其他相关学科提出的国家标准还包括有主体民族、有边疆，税收制度等等。但国家之所以是国家，最本质的是我们前面已经说到的它有一个可以合法对内对外使用武力的绝对力，上面例举的则是这个权力的表达。这些表达在不同场合可能有所不同，不能强求一致。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话，我们有理由提出良渚是个文明的看法，进而在良渚资料中概括出中国这块土地上早期文明的一些特点、表象，这就是文明的“中国方案”的由来。
良渚的事情还不止在良渚古国两三千平方公里之内，在整个良渚文化分布范围里面，它有一个极其统一的宗教信仰。它的玉器上面有一个千篇一律图案——神人兽面。也有个把的鸟、云之类，但都在边边角角，玉器主体图案只有这个神人兽面。这个神人兽面是良渚人的创造，最初人、兽是分开的，后来逐渐合在一起，是一个头戴羽冠的神人骑坐了一头猛兽的正面形象，细节的演变愈发渲染夸张，最高峰的时候用到了微雕技法，再以后则向图案化、抽象化演变，最后变成一个概念符号。这个图像在整个良渚文化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分布范围内到处可见且高度一致，可见是良渚人的共同信仰。它的演变过程分别对应了良渚文化的发生、良渚古城大型工程的建设和良渚文明逐渐衰亡三个阶段，总之和良渚的命运息息相关。
宗教起源于人们生活中面对无法理解的事物和无力克服的困难时产生的焦虑情绪所需慰籍的心理需求。最初的宗教是自发的，以万物有灵的多神教为特点。但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身处重大转折时，就需要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来凝聚全体人民，于是，一神教就发生了。在人类历史上公认的一神教是犹太教，起源于公元前20世纪，最初是为了团结犹太民族，直到公元前14世纪，摩西带领族人出埃及来到迦南，作为整合当地10个部落的重要手段之一，最后建立起以色列国。类似的情形还见于古埃及十八王朝法老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公元前十四世纪），以及公元七世纪阿拉伯人统一半岛，建立阿拉伯帝国的过程中建立的伊斯兰教。而良渚的宗教显然具备了一神教的特征，年代比犹太教还早了一千年。良渚古城显然是整个良渚文化的宗教中心。我个人以为良渚范围里面，还有一个初级的书写系统。时间有限，论证过程就不在这里展开了。书写系统对信息传播尤其是管理、统治信息的高效传达是非常重要的。
良渚古城是整个良渚文化、宗教、社会的中心，是良渚玉器生产和分配的中心，也应当是一些重要的“上位”的信息中心，因而可以推测良渚与良渚文化内各地区中心之间存在某种权力的关系网络。换言之，良渚正处在一个跨越了古国界限的更大的社会整合运动当中。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良渚古国进化到可以称之为“国家”的程度。
良渚文化中的社会整合在仰韶、屈家岭、大汶口等其他文化中也有不同程度发生。以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为例，位于红山文化核心地区的辽宁凌源牛河梁遗址群大概有50平方公里的范围，里面遍布积石坛塚，最初发现了13个地点，后来增加到67个地点，最新数字已经是80多处这样的遗址了。这种遗迹首先是一座有中心大墓的墓地，其上用石块堆砌出数层方框园坛，每增加一层，再安置墓葬，遗迹举行祭祀活动。所以，这是一处宗教丧葬的场所，而在5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除了一处由若干大型台基组成的建筑群之外，都是这种积石坛塚。牛河梁之外的红山文化各地也有这类积石坛塚，但远不及如此密集。所以，牛河梁俨然是整个红山文化的宗教圣地。可见红山文化至少在宗教层次上也进行着整个文化的整合。
我们总结一下。这段历史给我们几点认识：第一，古国时代早期，利益冲突、社会矛盾主要发生在聚落群内部，冲突的结果是中心聚落把整个聚落群整合成古国。在古国时代早期，社会矛盾扩大到国与国之间，遂出现了一个强势古国整合其他古国的活动。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古国的政治、军事、管理等能力势必进一步强化，社会进一步复杂化，并终于达到了可以称之为国家的程度。第二，农业村落本质上是一个血缘集体，古国时代初期聚落群内部整合的结果，本质上是一个血缘集体的胜出。进而在古国之间的整合的结果，本质上依然是一个血缘集体的胜出。这指向了中央集权的政治方向。第三，大型的整合运动结果是一个大型的地域性国家。这个历史方向不同于城邦国家的地中海文明。第四，像良渚文化那样，宗教在成功地进行地域国家整合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我们也能看出来的是，良渚的宗教歌颂的是一位驯服、战胜自然的英雄人物而非自然力量。这位英雄人物很可能表现的是祖先崇拜。也因此这种宗教是被一个血缘集体高度垄断的。
古国时代晚期
历史进入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1800年的500年间，我们叫作古国时代的晚期。
和古国时代早期相比，图示所一个显的变是，在大约300万平方公里的农业文化区内，各地文明化进程的格局的变化。良渚文明经过近千年的发展，这时候不行了，衰落了。红山文化似乎也没有继续发展。但此前阶段有些缓慢滞后的地区，这个阶段却后来居上，发展起来了。格局巨变，其实也不难理解。这块农业文化区如此辽阔，其中各地的环境、资源秉性并不相同，甚至差别很大，这就导致了各地具有不同的文化面貌和文化传统，也即中国文化的多元、多样性。文化是如此，文化背后的各地方社会在各自文明化进程上，也会有各自的特点、方式、策略。所以，中国文明从一开始，是多源的。这也导致了各地方社会文明化进程的步伐未必整齐划一。良渚文化是文明化进程上的先行者。它没有经验借鉴，自己摸索，踽踽独行了近千年后衰落了，所以不奇怪。至于它究竟因为什么原因衰落的，这是另外的问题，这里不展开讨论了。
各地文明化进程的内涵、速率不同，意味着后起的文明未必一定超过先驱的成就。但在古国时代晚期，确实出现了一些文明化的新动力。一是新的农作物品种，起源于西亚地区的小麦大麦在这个时期传到了中国。二是牛和羊这两种家畜传到了中国，它们最早的驯化地也在西亚。三是同样在西亚的冶铜技术传入了中国。有人说，这是中国文明的一次重要的国际化。
这些新因素进了中国以后，对中国文明进程起到了多大作用，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譬如冶铜不仅是一种新技术，还意味着社会经济里从此出现了一个新的产业部门，且从生产到分配为社会上层高度垄断的部门，也因此被赋予了彰显拥有者地位的社会、政治功能。牛羊家畜的传入对粮食生产能力不足的北方如河套地区，当然是重大利好。这里不利于农业垦殖的深沟大壑变成养牛养羊好的地方，变成了生产力。我个人认为，这是导致北方社会在这时候迅速地爆炸式发展的重要原因。
古国时代晚期，出现了几个如良渚那样的大型社会或曰地域国家。
图示为北方的石峁文化石峁遗址。这是一座石城，是陕北到河套地区数百座石城中最大的一座。有两道城墙，总面积400万平方米。城内建一座宫城，宫城位于一座孤立的小山上，城墙自沟底层层包砌而上，高达60多米。只有一座城门，整体规模宏大却门道弯曲狭仄，外城城门也是如此，防御味道甚浓。宫城上有大片的高级建筑，与散布城内各处的平民窑洞呈鲜明对比。宫城上还有一座墓地，石峁文化的大量流散玉器据说绝大部分出自这个墓地。可见宫城是石峁最高等级贵族的居住和丧葬的场所。石峁是个充满杀伐暴力的社会，沿着外城城墙目前已经发现了七处人头骨掩埋坑，数个至二十四个不等，皆年轻女性，当系出于某种宗教仪式的献祭。此外，石峁还有发达的玉器、石刻等等，不一而足。
晋南陶寺遗址也是一座大城，有宫城，高级建筑、大型墓葬，也有一贫如洗的平民墓地。高等级墓葬中随葬有铜器，有齿环和铜铃等。冶铜传入中国以后技术上得到迅速改良提高。这件铜铃就是一个例子。铜铃的铸造与刀削之类不同，需要采用合范，这就开了日后青铜容器铸造的先河，而各色青铜容器正是三代的特色。此外，大墓中还随葬彩绘陶器、鼓、磬等乐器等等。陶寺文化境内也发现了很多与战争、北方暴力的现象，墓葬中或有殉人。这一点和南方诸文化似乎有较大不同。反映出北方社会处在动荡紧张的气氛中。
社会的文明化进程同样在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两湖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以及四川盆地的宝墩文化都有明显的表现。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浏览一些相关的图片，不再展开论述了。
最后，我们着重讲一讲中原地区。中原地区自古国时代初期也开启了文明化进程，分布在豫西晋南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东进，对郑州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中原社会的发展总体上显得稳健因而略显缓慢。古国时代早期，这里虽然产生了双槐树、大河村、苏羊等若干数十万平方米的大型中心聚落，出现了古国林立的局面，但并未看出它们彼此之间有明确的整合活动。这种列国林立的局面一直保持到古国时代的晚期，但整个中原进入了非常动荡的时期。这个阶段，中原各地出现了多座城址，彼此之间肯定有各种各样的竞争，但还没有出现一个鹤立鸡群般的中心。再一个不同于其他地方社会的情况是中原地区位于天下之中，也是四战之地。从仰韶文化晚期也即古国时代早期的后半程以来，周围地区的文化一波又一波地涌进中原，有时南面两湖地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强势，有时山东龙山文化强势等等。中原地区处在不同方位的城址，在文化面貌上也似乎各有背景，而它们本身却不那么统一。这种文化态势的背后极可能还有周围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上的各种经验的传播或引进。如此，这个时候中原就像一个巨大的蓄水池，汇聚了四面八方的河流；就像一个巨大的信息中心，保留存储了从技术到社会治理乃至思想观念等的各种各样的经验。这就为中原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助力，同时也使得中原人的眼界大开，从此有了中央与四夷的天下观。所以我认为，古国时代晚期的中原已经奠定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文化基础。
从古国到王国
古国时代晚期，中原地区全面深刻的变化终于在公元前1800年结出了政治果实。这个果实就是位于洛阳盆地的偃师二里头城址和以此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这个文化，被学术界认为是历史上的夏王朝的文化。
二里头城址位于洛河南岸，280万平方米。但最近两年的发现二里头的面积远不止此。在洛河以北，还有很大的壕沟、城墙，现在考古学家正在开展田野工作，以搞清楚二里头的确切范围。
和古国时代晚期中原乃至全国各地的城址都不同，二里头城址的城市规划设计显示出高度的制度和秩序，整个城址被宽阔的纵横道路分隔，呈九宫格的格局，每个区隔都有夯土墙围护，中央的因发现了高规格的宫殿被认为是宫城，其余有的是集中管理的手工业区。二里头城址的田野考古虽然历时近70年，但目前揭露的仍是九牛一毛。尽管如此，这里出土过青铜礼器、玉器、绿松石镶嵌的龙首带饰等。很多证据表明，这还不是二里头的最高等级的遗留。
二里头文化形成与洛阳盆地滞后，有个逐步向外扩张的过程，西抵豫陕边界，北囊括晋南，南达湖北襄阳一带，东过郑州，东南抵豫鄂皖边界。就这个分布范围而言，并不是很大。但有两个趋势特别值得注意，这里借用许宏先生的两张幻灯片说明。一是二里头继承了前个阶段的趋势，继续汇聚四面八方的文化因素。与此同时，二里头文化对外产生了强大的辐射影响。二里头的牙璋在整个农业文化区都有发现，甚至远播岭南沿海。牙璋和良渚的玉琮不同，后者是宗教性器物，而牙璋则是仪仗用品。所以，它被发现于遥远边陲，很可能不止是一种贵重器具的传播，这种仪仗背后的制度、思想也许随之也传播过去了。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所以，尽管二里头文化的规模还不是很大，也许力量也还有限，但它确实开启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历程。这个历史趋势经过商周两代的发扬光大，成为贯穿数千年中国历史的主流。
简单总结
中国文明是独立起源的原生的文明。
大约在公元前3800年左右，各地史前农业社会呈现出明显的复杂化趋势，原来的自然群落被中心聚落整合成实体，也即出现了“古国”。中国史前历史从此进入了古国时代。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把新石器时代划分成两大段落。
古国经历了聚落群内部整合和古国之间进行整合的发展过程，并在古国之间的整合中，社会复杂化达到了可以称之为国家的程度。古国的产生和发展的深层原因是自给自足农业聚落的血缘集体之间的竞争，其结果导致了集权政治的大型社会（地域国家）。
新石器时代的中国文化是多元的，意味着背后的社会发杂化进程也是多元的，而且有早有晚，有快有慢，彼此之间又存在各种各样的交流华泰国际，是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但在古国时代的晚期，出现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并经过夏商周三代不断巩固加强。历史遂进入了王国或王朝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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